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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人、人性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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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7-14 16:38:49  来源: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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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亦秋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人聚而法存,法为人而生,人与法不曾分离,法如“见物不见人”,法与人何益,此法亦“非法”也。历史滔滔,变法滚滚,一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何尝不是一部法与人相契的发展史。古今中外,多少先哲为此殚精竭虑,论著连篇累牍。于今重提一番,盖因当下社会人欲横流、世态炎凉,乃至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之事耳充目塞。人的世界被物的世界淹没,马克思所说的“人是国家的真正原则”渐行渐远。就立法而言,尽管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和人文关怀的立法践行渐成趋势,但亦毋庸讳言,将“以人为本”为口头禅者有之,视立法为政策法制化工具者有之,以“规则、程序、技术”为立法圭臬者更加有之。何谓人性?何谓人权?立法与人权何涉?一直萦绕我心难以释怀,感之慨之,思之述之。孟子叹曰:“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己也。”

 

人性之常识

 

“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下五千年,先哲如过江之鲫,著作汗牛充栋,观点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俗语云:“知人知面难知心”,即使仅对人性而言,就有“性善”说,“性恶”说,“亦善亦恶”说,“非善非恶”说,说起来一个头两个大。所谓人性,即人之本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兹事体大,对人性的认识、判断,决定不同的哲学、政治学、法律、伦理、宗教、科学、文化等理论学说和流派,实行不同国体、政体的立论基础,乃至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和精神武器。人性与法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水乳交融,其相互关系则是“剪不断,理还乱”。笔者凡人一介,对此力不能逮,意亦不在此处,仅从常识作一粗浅分析。

 

作为“自然的人”的人性。从生物学的视角,从猿进化而来的人与飞禽走兽几乎没有差别。“食色,性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生命、生存、生殖(性)、占有、私欲、嫉妒、攻击、报复、恐惧等,是“自然的人”基本生存需求和本能特性。“皮之不存,毛将焉在”,自然和社会倘若不能满足,人将安在?

 

作为“社会的人”的人性。人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是历史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因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前提,没有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便无从产生,也无从更新。劳动、婚姻、家庭、自由、尊严、私有财产、安全、秩序等,是“社会的人”赖以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特性。人与人像狼与狼关系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人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人的社会。动物只有群没有社会,而人则是处在与自然、与他人的复杂的社会联系中的人。

 

作为“政治的人”的人性。人是群居动物,正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因循家庭、氏族、私有财产、阶层、阶级的形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国家”呱呱坠地。于是乎,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动物”。选举、言论自由、参与、平等、公平、规则、权力等,是“政治的人”参加政治活动的基本需求和政治特性。人生而平等,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不自由毋宁死,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些便成了政治的基本原则。

 

纵上所述,只是我个人从价值判断和实证描述两个维度,对“人性”作粗线条的勾勒,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不过言自家性情而已”。人有自我意识是人的重要特性,把“意识的人”的人性也作为一个重要层面,亦未尝不可,只是过于抽象,本文不作具体展开。有人可能对我作此划分不以为然,我以他为然。“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人性之分析

 

世人皆谈人性,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人性这东西“不明觉厉”。我承认我并未经历沧海桑田,我知道我才粗学浅,对人性的分析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在,故我思”。是以,提出如下几个观点。

 

人是国家的真正原则。此句为马克思语,类似的尚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一言以蔽之,人是客观世界的价值主体,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是至高无上的。这是马克思从既有历史中提升出的一个应然的价值判断。诚然,马克思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中、生活中的人;不是生物学上的肉体的人,而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由的人;不是被“异化”的人,而是有尊严的、全面发展的人。由此,一切有悖于此的宗教、伦理、社会规则、法律、社会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都是违背人性的,非善和非正义的。

 

人性既简单又复杂。从“类的人”来说,无论“自然的人”,还是“社会的人”,抑或“政治的人”,满足其基本需求即可,但人类社会历史中很长时期尚未做到,即使当今天下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做不到,有些国家和地区大有逆历史潮流的“返祖”趋势。大凡说到“个体的人”,则复杂得一塌糊涂,“人有千种万种,心有三心二意,人可成尧舜,亦可成桀纣”。白天正人君子,夜里卑鄙小人。昔为王孙华胄,今为阶下之囚。颜回“一箪食,一瓢浆,在陋巷”不改其乐,南宋赵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一隅。有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有人则“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搜求,无中觅有”。就此打住,言归正传。人性由如上所述三种人的结构组成,共栖一身,相互影响,因时空不同而变化,如分析清楚,难唉哉!

 

人性不同于人权。走笔至此,该说说人性与人权的关系。对人性的描述,是事实判断,即揭示人是什么样的。人的基本权利,是价值判断,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性本无罪,罪在过“度”。“度”在哪里?“度”在宗教的诫律,道德的规范,社会的习俗,非政府组织的原则,法律的权利义务里。所谓人权就是法律对人性中三个层面的人的基本需求的确认且予以保障。其确认和保障的范围、方式和法律实施的有效性程度,决定了各主权国家法治文明的高度。

 

人性与立法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从我们所发现的古埃及各种表象之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个形象,就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首怪可以算做‘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从兽体内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东西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东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矫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

 

我以为将这一描述作为普遍的、绝大多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写照,自然是最好不过了。“自然的人”带有一定的动物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人性本非善亦本非恶,但都携带善恶因子。从大处说,生存条件、家庭影响、社会教育、道德风尚、法治环境,乃至国家和社会制度,从小处说,个人的“三观”、性格禀性、生活习性、偶然因素等,都决定有人为善,有人作恶,既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可“人上人顿成阶下囚”。为何也?人性使然。如何也?道之以法。人性的复杂性于人性中具有善恶两端:一端善良、理性、宽容、克制、渴望自由、平等、秩序、安全和追求幸福,另一端邪恶、冲动、专横、贪婪,奢望任性、特权、专制和追逐物欲肉欲。人这一辈子就是人性两端的互搏始终。古人云:“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法治就是用人性中的“善端”抑制“恶端”,用汇聚起来的公共理性防备四处流窜的私利冲动,以促进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人类福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善”与“恶”的标准界限如何判断确定?由谁按什么程序规则确定?况且,在这人世间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平等和效率,自由和安全,诸如等等,常常存在着取舍平衡关系。真理就这么简单,马克思说:“直扑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

 

回归主题,就人性与立法关系,提出以下几点论断:

 

一是立法应当符合人性。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需要(欲望),法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法也在人的需要的变化中发展。“良法善治”说的是,良法才能善治。评判良法的底线标准,法律应当体现和保障人性的基本需求和特性,亦即体现和保障人的基本人权。如为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权,从“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事实依据”、“正当程序”等,到逐步完善深化,设立“严禁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死刑复核权上提”、“减少死刑”直到“社区矫正”、“废除劳教”等制度的确立,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再如,为保障人的基本居住权,应当抓紧住房保障立法。当前,有负债累累的“房奴”,群租的“蚁族”,住地下室甚至下水道的“鼠族”,恍惚穿越到茹毛饮血穴居的“山顶洞人”。为免“死无葬身之地”,网语曰:“生在北京,葬在河北”。掩面,无语凝噎。老实说,我们在保护基本人权的立法欠帐很多,法律缺乏温度。倘若人们连喝干净的水,呼新鲜的空气,吃无毒的食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经济发展何益?法律哪有人味?所谓的“立法人”又有何颜面?

 

二是立法应当改善人性。法为人而非人役于法。法律主要价值和基本功能:“彰善”与“瘅恶”。纵观中国的法律,总感到赏善不足且罚恶乏力。鉴于中西方对法律概念内涵和对人性论断差异,法律对人性的作用也大相径庭。法律能否改善人性,儒家持消极观点。《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荀子》:“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盐铁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盖因中国传统“礼”、“法”分离,礼主法辅,且法的核心含义是“刑”,“法,刑也”。“刑”作为惩罚性规则,“礼”作为义务性规则,故法律中“权利”、“自由”等观念、价值阙如。西方传统思想认为,人性的改善和提升需要靠法律来实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写道:“城邦立法的最高目的就是城邦的全部美德”。阿奎那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人们享受和平的、有德行的生活所必需的”。盖因西方传统“法”、“道德”相融,法律的概念里包含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道德等价值和观念。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立法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校正、惩处,“善”的一面培育、认可和提升、发展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

 

三是立法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人的传统哲学和美学讲“中庸”,认为“花未开满,月未圆”的境界最佳,便有弘一法师“万事都从缺陷好”一说。马克思并不这样想,他一生始终关注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人类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党宣言》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简言之,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形象地说,一个人德智体美劳高度统一,在社会生产中自如、自主,人的个性自洽、自由。总之,这是一个“全新的人(马克思语)”。

 

人的发展与法的发展形影相伴,相互推波助澜。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一个把立法工作作为事业的人,一定要目中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怀慈悲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弘扬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价值,深谙基本人性需要,追寻人和法的发展规律,以“应然法”为指引,以“实然法”为始点,选好立法项目,设计好法律规范,使制定的法律“望之俨然,即之则温”。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曾说:“造成各个民族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善”。善的法律起码是合乎人性基本需要和人的发展规律,体现“自由、平等、尊严、公正、民主、权利、秩序”等基本价值,唯有在这样的善法治理下,人真正地像“人”一样幸福地生活着。

 

窃以为,人的一辈子应该这样:生,“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情,“死生契阔,与之相悦”;家,“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劳,“种桃种李种春风”;游,“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交,“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今日归来深竹坞,春灯补读未完书”;名,“乾坤容我静,名利由他忙”;娱,“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死,“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呵呵,就让我们那么诗意地栖居着。

来源: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作者: 任亦秋 责任编辑:陈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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